2010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他表示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因此降低制造业成本、促进其就业是该法案的宗旨。
正是这道天然形成的战略屏障，保障了中国西部边陲的世代安宁。这两大因素，客观上导致中亚五国在与大国相处时，纷纷采取脚踩多条船的机会主义加实用主义外交策略。
故而，往往把双方的合作，肤浅地定位于满足中国的油气需求和油气资源多元化之能源安全考量。尽管美国、欧盟、日本均已插足中亚五国，甚至韩国与印度也力图染指中亚五国分得一杯羹，而俄罗斯更将中亚五国视为其传统势力领地，但除了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人文影响中国尚无法与之相比外，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彼此依赖和倚重，其他大国已无法相提并论。尤其是东南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要么一边倒抱美国大腿，要不被美国和北约弄得支离破碎，其政治倾向身不由已。打通新丝绸之路已有了相当不错的前进起点和进一步向西延伸的实施基础。以五到十年为阶段性努力周期，一旦中亚五国倚丝绸之路形成了中亚经济带之雏形，它即可对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中东南欧地区形成诱惑、吸引和辐射，成为实现战略设想的步步为营……经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一棒接一棒的接力，以及以央企为骨干的中资企业的持续努力，中国已拥有相当基础去耕耘中亚五国。
简言之，大国就得有大国视野，中国倡导新丝绸之路所展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跨洲思维能力，明显高人一筹。但若想让老欧洲各国也能为构筑新丝绸之路出钱、出力，那无疑于天方夜谭——老欧洲精于算计鬼得很。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陷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
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在西方，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其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
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
19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
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得罪社会。
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
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坏的。
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
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
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
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但更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
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在经验层面，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
但是，如果与19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对地方创新，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
